(78)黎靖德撰，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二四，第2984-2985页。

他的体系可以说是，以儒释佛道，以佛道补充儒。其中既有以儒为主，儒道、儒法融合的作品。

当我们问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时，大多数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儒家思想。王弼所谓圣人体无，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故恒致归于无，已熔儒道有无之说于一炉。三人间的问答，虽不免虚应故事，但读来也还饶有趣味，并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唐代调和三教的情况。如东晋某种名僧人僧肇，深通道家庄子之学，他所作的《肇论》，用庄周汪洋恣睢的文辞、道家的名词概念来宣扬大乘性空中道观。在韩非的思想中，以法为主，融合道家的特点也是明显的。

（《二程集》第195页）朱熹则最喜欢用佛教月印万川的譬喻来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又，阮元在《复性辨》一文中指出，复性概念出自《庄子·缮性》：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其义与佛言近。并且明确表示，释氏此说亦未得道他不是。

而是通过相互的渗透、融合，从生硬的捏合到有机的化合，使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丰富和提高。他的《解老》、《喻老》对老子道家思想有重要的发展。也有以道为主，道儒、道法融合的作品。在姚秦的首都长安（今西安），以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潮。

又在玄学方法论的影响下，竭力提倡对佛经精神的了解，也必面以得意为宗旨。至于以后的僧人，连这一点形式上的方外之法也不能保存。

这时，一方面是各学派内部的大分化，如《韩非子·显学篇》中说的：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此时的佛道冲突已变化为道教与佛教之间争夺社会地位的冲突西学的传入，拓展了当时中国人的理论视野和思维空间，丰富了日益高涨的经世实学思潮的内容，成为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想勃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家学派主张严刑峻法、重视农战等，正如庄子所说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诸子百家莫不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出发，来宣扬推广其经世理念及其实践路径。

孔子所说士志于道和天下有道的道，某种意义上讲即是经世的精神，士志于道也就是不懈追寻和努力建构合理的社会秩序。面对社会失序，民生凋敝的混乱局面，孔子没有选择消极避世和明哲保身，而是不惧艰险磨难，苦心游历四方，为弘扬礼乐教化、重塑天下合理的政治社会秩序奔忙一生。所谓心即理，即是说本心即理，因为人本心中先验地具有道德原则，从本心出发便可使所言所行皆符合道德伦理的要求。他借用程颐治道和治术的概念，将经世思想概括为儒家对于政治秩序、价值取向的关切以及具体的施政方针、治国之术。

这实际上是察觉到了经世所包含的文明向度和文化视野。一方面，在追求天下有道的过程中，孔子不受外在客观条件的束缚，不计较个人成败得失，以一种积极的入世姿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展现出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有学者把西学传入以康熙中叶（1691年）为限分为前后两期，自明中后期，西学即渐入中国，并对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影响。孔子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主张乃是为了扭转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恢复合理的政治社会秩序，换句话说，是为了解决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而非执着于形而上的抽象思辨。

《清史稿》中评价他说：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进入 王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文化 经世致用 。而后者更是跟顾炎武等人大力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潮有着更多的会合相通之处。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理念，我们要充分挖掘经世致用思想的丰富内涵，继承其合理内核，努力做到知行合一、道技合一，将个人的价值追求同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统一起来，以便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此外，经世思想发展为经世致用思想同样与王学密切相关。二是学术研究、学术关怀与社会实践脱离，学者们耽溺于义理的思辨之中，坐而论道，对治理世务漠不关心。

孔子曾说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立志以弘扬天道和践行仁德为己任。正如黄宗羲评价的那样：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而诸子之中，最具经世精神的代表性人物首推孔子。另一方面，孔子的思想来自六经和先王之教，并且在与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碰撞中发展壮大。

经世与致用合用，更加强调的是对经世路径的侧重，是对其中所蕴含的实践、实用内涵的凸显，更加注重经世思想中实用性、技术性的实践层面。经世一词最早见于《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可以说，孔子不但是经世理念的重要践行者，同时也塑造和拓展了经世思想的理论蕴含。在他们看来，心学末流之空疏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士人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脱离文献基础，根据自身好恶随意解经，导致学界争嚷不休，学术思想陷入混乱。也就是说，经字的本义即是经线，而由于经线处于中枢的关键地位，后来又逐渐引申出大纲、纲领的含义，它的作用是导引秩序和法则。虽然王阳明本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均成就卓著，然而王学后学却多流于狂放不羁，几近狂禅，严重偏离了儒学经世的传统，对学界和社会风气带来巨大的危害，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阳明心学的思想倾向和理论性格的导引。

晚明三大儒正是有鉴于此，对心学末流痛加批判而大力弘扬经世致用、崇实黜虚的实学的。但是，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或者说精神旨趣却由来已久，源远流长。

如果说理学、心学强调的是治道的层面，那么事功学派则更加倾向于对治体的关注，展现出高度的社会实用性和经验实践性。综合成玄英的疏解和段玉裁的文字训诂，我们大体可以推出，所谓经世主要是指建构和塑造政治、社会、道德伦理等各方面的章法和秩序的实践活动。

宋明以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因为特重内圣的心性修养工夫，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世思想中的治法或治术的层面，其中尤以陆王心学的内倾化为甚。建立治纲，分正百职，顺天时以制事。

比如孔子曾多次说到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西方来源于宗教天国的博爱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径。作为儒学内部的学术争锋，理学、心学、事功学派事实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重点来阐述通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也即经世思想的不同维度。对于经字的本义，《说文解字注》中段玉裁注曰：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经世致用思想中所包含的重实用、重实践的理念，家国天下情怀和入世担当的精神，即便是在今天依然难能可贵，具有高度的现实指导意义。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乃是中国经世思想启蒙并走向繁荣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张灏的梳理最具独特价值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意识到了经世思想中所蕴含的文明和文化的内涵，虽然他使用的是政治一词，但是在他的意识中政治其实是个大概念，包含有儒家非官僚体制的制度设计，如祠堂、学校等，他称之为软性的非官僚体制。

圣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它既是儒学内部理学、心学等思想理论自身发展演进所催生的结果，同时也跟时代的政治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而王阳明却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等思想。而在王阳明看来，本心、良知良能乃是人人都生而具有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